文 |  619

2026年2月18日，自民党党首高市早苗高票再次当选了日本首相，她与日本维新会的联盟创下了75.7%的1942年后众议院最高得票率。可是，1942年的帝国议会选举，是一场“刺刀下的选举“。194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结社禁止令，各主要政党纷纷解散，其中旧政党的议员后多被吸收到以整合政党、统一舆论为目标的唯一合法参选政党”大政翼赞会“中；饶是如此，大政翼赞会在1942年的得票率也仅略高于80%。

战后的日本接受了民主改革，解散了政治警察”特高课“，重新恢复了正常议会制国家的选举机制，被大多数政治观察者视为票选制民主国家的典范。但是，在2026年这一次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维新会，以及参政党三个党的党首都是常常叫嚷军国主义话语，主张积极扩军备战，排斥外国侨民，倡导保守价值观的经典极右翼乃至法西斯主义政客。三个党的合计得票率，达到了惊人的79%。

这也难怪有些朋友指出，“为什么自诩为民主国家国民并以此自豪的大多数当代日本人，对侵略，军国主义，对过往黑暗历史的认识，反而甚至不如反动派高压统治下的旧日本人民？如果旧日本帝国的人民没有选择，可不可以认为当代大部分日本人是主动选择了理解甚至拥护法西斯？

选区制改革与“日本会议“的崛起

对于票选制国家来说，选举制度，尤其是基层选举制度的变迁势必带来政治上的重大变化，日本也不例外。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采取的是“中等选区制度“，在同一选区中产生3-5位议员，同一政党可以推出多人。那时候的选举逻辑，并不是现在的”政党VS政党“，而是”候选人VS候选人“。

这天然有利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以及内部从中右到极右翼的各种派阀。派阀内部可以在选举、筹款和”封官许愿“等方面互相支持；没有派阀的密切支持，政客也很难追求议员的宝座。这套制度不但激化了使日本民众怨声载道的裙带政治和黑金丑闻，极右翼派阀也成了军国主义思想藏污纳垢的地方。

到了1996年，中等选区制度被单一选区（与比例代表）制度所取代。在新制度下，每个政党只能推举一名候选人，每个选区只能有一人当选为议员，选民从选择特定候选人变成了选择心仪的政党。很快，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各在野党异军突起，吸引着厌倦自民党长期执政，渴望变革的选民。自民党意识到，有必要通过采取更为右倾的立场来与民主党区分开来；在2009年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胜选之后，这一目标变得越来越迫切。

自民党与各种极端保守主义游说团体的密切联系也对自民党实现路线右倾化，动员本就为数不少的右翼选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是“日本会议“。日本会议是日本最大的游说团体，成立于1997年，涵盖政商学与宗教界的诸多极右翼分子，推行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天皇中心国家，军队正常化，教育“皇民化”等诉求。

其运作模式与地位类似于美国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用”政治献金和捐款“帮助与渗透地方议员，国会议员，组建”议员联盟“；还培育草根右翼运动与地方活动，利用职权监控干预学校教学内容，成立“日本女性会”，“日本青年协议会”拉拢妇女和青年。遍布全国的日本会议基层组织起到了不错的帮助自民党控制选区的作用，于是自民党与日本会议之间的联系越发密切，在安倍晋三时期达到高潮。

据统计，在2016年，“日本会议国会议员联盟”的成员就已经占据了参众两院的超过四成，而前首相安倍晋三不仅在日本会议中有重要地位，他的内阁更是由该联盟支持成立：在安倍第三届内阁第二次改组中，20名大臣中有16名是该联盟成员。安倍死后，这个组织依旧阴魂不散。

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作为安倍的弟子，也曾是日本会议国会议员联盟的副主席。于是，与美国一样，日本也陷入了政治，外交，军事等议题被仅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游说团体及其控制的大量议员绑架的窘境。

在以罗伯特·达尔为代表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下，民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博弈和妥协的过程。在票选制民主国家中，政治游说，献金等均被认为是合法的政治活动行为，“利益集团的活跃度”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政治”是否活跃的重要指标。

然而，当政治游说和献金能让金钱直接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时，一个发出最大声音的利益集团是否仍然代表最多人的声音，涉外利益集团重重博弈下的对外政策是否还能够为主权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公民还有没有空间直接、平等地参与公共讨论，如此种种，只能由该国的公民冷暖自知了。

高市早苗的维基页面，其并不避讳作为“日本会议”的成员

“日本网右”的另类右翼思潮如何点燃全国选民的邪火

在战后的日本，极右翼言论理应被彻底禁止，但是彻底禁止极右翼言论不太可能。作为东亚反左反共的桥头堡之一，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采用保守主义话术来反对中苏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杂志就开始兴风作浪；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的出现为右翼言论从纸媒传播到网络，从具名传播到匿名传播提供了根本条件。

日本的“网右”与单纯反共与怀念旧帝国荣光的传统右翼不同，而是新兴的基于民粹主义话语的另类右翼。他们通常被定义为在网络上持有仇外反移民（尤其是中、韩）、军国主义、社会保守主义等观点的人，通常是中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对传统媒体抱有不信任感，并且痴迷于流行文化。

他们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建立各种匿名论坛（如“著名”的2ch论坛，其中充斥着种族主义与社达的观点）作为他们聚集起来并交流分享“不为主流社会所容”的观点的重要场所。

然而，一开始的“网右”既只能算是日本社会中的少数，又对于线下参与政治意兴阑珊，与传统极右翼的“老害”们也毫无共同语言。一些传统极右翼政客，如桥下彻，石原慎太郎等都曾经试图收编过“网右”，但是却热脸贴了冷屁股，因为他们一个是出了名的媒体宠儿，另一个则主张严格查禁“网右”们感兴趣的动漫作品。

“网右”更喜爱和信任的则是新兴的保守民粹主义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的主要宣传方式是开直播。以2ch的创始人，日本直播界的“论破王”西村博之为例，他的直播方式堪称国内互联网上“连麦型博主”的老祖宗，类似于美国的查理·柯克：他会把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其他意见领袖或者素人拉进自己的直播间，用各种方式反驳对方的观点，争取使对方“心服口服”。

然而，他的打法与其说是辩论，更不如说是诡辩。因为他在反驳中剥离了问题的复杂性，例如历史背景、权力纠葛与社会道义，而只保留了形式逻辑、“定义学”和粗劣的类比。

比如说，在2022年东京涩谷区政府将无家可归者强行驱赶出公园而遭声讨的事件中，西村力挺政府，因为“驱逐非法占用纳税人出资建造的公共空间的人是理所当然的，就像驱逐未经允许擅自住在你家的人一样”。然而显然地，他将公共空间管理问题偷换为私人财产侵扰问题，从而绕开了体系性贫困、社会福利、人权、政府责任等真正需要讨论的议题。

西村博之的直播宣传画面

这正是“传播极权主义”的一个例证：看似中立、逻辑严谨、客观的传播方式，实际上却助长了人们对极权主义和右翼意识形态的同情，最终强化了“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霸权。

这同时也是日本所谓“读空气”文化的重要机制：每个人都受到身边社会的监控，任何偏离结构控制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声势浩大的社会主流，往往持有冠冕堂皇的观点和逻辑，将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士进行孤立与消音，使人群实现“同质化”。这不仅使理智尚存的公民被迫“闭嘴“，沉默的大多数也不断被裹挟动员着接受极右翼的洗脑，对于不同声音的容忍度从而快速降低。这正是这些年日本“网右”群体从小众变成大众，从边缘走向社会主流的重要机制之一。

政治选举的个人化与带来“潮酷感”的个性化政治参与

当代政治中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政治选举呈现从党派化到个人化的趋势。选民的决定越来越依赖于候选人的个人形象以及选民对候选人人格的感知，而非传统的党派意识形态或阶级、教育、年龄、性别等等。

因此，向选民推销政治意识形态之余，21世纪的候选人也会着重塑造有利的个人形象和吸引潜在选民的叙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以“谦谦君子“般的形象与一流的，深入人心的口才赢得了诸多中立选民的支持，先后击败了略显传统的麦凯恩和罗姆尼；而韩国总统李在明也擅长与年轻选民打好交道，以及树立为民请命的光辉形象。

对于民粹主义政治家来说，个人形象是否能够迎合选举基本盘的支持显得更为重要。他们乐于成为“充满热情的反传统精神领袖“。当高市早苗表现出对摇滚乐的痴迷，抑或其内阁成员小野田纪美介绍她在游戏制作和动漫配音方面的经验时，她们立即就被年轻人视为亲民且年轻化，与自民党那些老套的建制派政客截然不同。

民粹主义的”个性化“，往往导致广大选民很少考虑传统政治中的严肃政治问题，却去追求政治的娱乐化和”节目效果“；很少考虑理性的博弈过程，却更倾向于感性的情绪价值；很少尊重沉闷死板的执剑人，更多追捧光鲜亮丽的政治偶像。

小野田纪美曾参与过游戏制作工作

与此同时，在社会原子化与民众对传统的政党、工会、教会、阶级等小共同体联系下降的大背景下，政治参与模式也变得较少讲究纪律，更加个性化。在日本，个性化政治的右翼民粹主义和大规模，快速的特征展露无遗，体现为前文所述的“网右“与所谓”行动保守主义“的结盟。

从20世纪初极道控制的”暴力团“开始，”行动保守主义“不但走上了镇压左翼人士，工人运动的道路，而且其激烈程度和暴力程度在现代大国中并不常见。这一历史背景塑造了日本当代右翼激进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肉体言语“，就是亲身进行激烈的直接行动。对于受困于一成不变，充满约束和压力生活的年轻人来说，这一主张的吸引力格外激烈，以至于每次极右翼的集会都能够激发他们极大的热情，有人形容道”如同参加祭典一般“。

很多年轻的集会参与者虽然一开始不一定认同驱逐所有移民，支持天皇独裁，武装侵略扩张等等极端的观点，但是他们会认为为“保卫自己的生活”而战是又潮又酷的。

在理论话语上，除“无需讲道理”的极右翼外，无论是主流右翼的大西洋主义与“革命有害”的思潮，还是中左翼主张的废除核电，制止极权等“民主党式”的思潮，在日本都拥有压倒性的说服力和传播力，很多人耳濡目染之下，难免认为日本是自由进步程度远超周边国家的道德高地，“守护这个国家”是值得的。

更何况，这一切还带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年轻人无比热爱且珍视自己生活中的小确幸，这可以是热爱的偶像的粉丝福利，也可以是夏日祭上美好的才子佳人，也可以是在推特上分享自己的佳肴的经历；也正因此，他们会觉得与海的那边虎视眈眈的“恶棍国家“们对抗是重要，甚至无比神圣的，激动于听说无需真的冒枪林弹雨，而只要走上街头或者一起袭击某个弱势群体，就能够既为独一无二的日本文化和民族，又为世界的“自由和和平”奋战。这样的人自然而然地会被“行动保守主义”的政治口号所俘虏，并被逐渐内化为它的一部分。

因坚持研究慰安妇问题受“在特会”迫害，远走韩国的植村隆教授（左三）

至此我们梳理了一个democracy(民主政体)变成了全民陷入民粹主义政治狂热的demo-crazy（皿煮政体）的大致原因。觉得眼熟吗？此时此刻这样的事情正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在英国，传统的两党保守党和工党被轻而易举地抛弃，人们的目光迅速被吸引到政治光谱截然相反的两个非建制政党英国改革党和英国绿党上；

在德国，从左到右的各派力量勉力维持着阻挡默许新纳粹的德国选择党的玛丽亚之墙；

在美国，民主党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与共和党内部的茶党运动同样在Y世代与Z世代中博得了越来越多的好感。

日本面临的情况，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席卷全球的另类右翼与政治极端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这种普遍基于新式的右翼理论，模因和符号政治（有人称为狗哨）、无固定领袖、基于情感连接的运动，通过侵蚀社会信任、制造仇恨和极化舆论，深刻改变了全球政治生态。

大凡一个西方国家的另类右翼派别上台，都会有评论家哀叹说这是一种“民主倒退”，但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一定不会满足于这样轻描淡写而浅尝辄止的描述，尤其是在海外的另类右翼思潮已经开始灌入中国内地境内的情况下。

对于全球另类右翼主义的批判，必须引向对晚期资本主义结构性问题的批判。正因在晚期资本主义下，民主参与被简化为在预先选定的精英之间进行仪式化的选择，正因经济不稳定性和社会原子化，驱使异化的大众转向沙文主义与寻找替罪羊，正因新自由主义的文化逻辑用情感，品牌化和个性化政治奇观取代严肃的政治讨论，民主在形式上完好无损，但在实质上却被服务于垄断资本和地缘政治扩张的反动议程的情况就出现了。

由此，我们也越发得以看清，“选举出希特勒”并不是像某些卫道士所言是“偶发且罕见的情况”，而是任何无产阶级政治生态位缺失的票选制国家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