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观察者网心智观察所

2026年7月8日，86岁的陈立泉从人民大会堂接过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对于公众来说，他还有另一个更容易理解的身份——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

今天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动力电池出货量占据全球主导地位，锂电池已经成为中国制造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从新能源汽车到储能电站，从智能手机到机器人，无数设备都依赖着锂电池运行。

很多人以为，这是过去十几年新能源汽车浪潮催生的新产业，但真正的故事，要比这早得多。它开始于半个世纪前，一个几乎没有人相信锂电池能够改变世界的年代。

如果一定要为中国锂电产业寻找一个起点，那么它并非某家企业的成立，也不是某款新能源汽车的上市，而是1976年德国的一间实验室里，一位中国科学家的一次偶然驻足。

那一年，中国全年汽车产量只有十几万辆，全国私人汽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自行车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改革开放尚未开始，整个国家讨论的是粮食、钢铁、化肥和电视机，很少有人会去设想，几十年后的汽车竟然会依靠一块电池驱动。就在这样的时代，陈立泉看见了未来。

一块纽扣电池，改变了一位科学家的人生方向

1976年，36岁的陈立泉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德国，在位于斯图加特的马克斯·普朗克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他的任务原本与电池毫无关系。当时他研究的是晶体生长，这是他已经积累多年经验的方向，也是国内急需发展的基础材料技术。按照原来的职业轨迹，他完全可以继续深耕这一领域。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公众开放日。

后来接受《中国科学报》、《中国科学院院刊》等媒体采访时，陈立泉多次回忆过那个场景：展台上摆放着两块电池，一块是当时已经十分成熟的铅酸电池，体积很大，沉甸甸的；另一块却只有纽扣大小，材料是氮化锂。

德国同行告诉他，氮化锂是一种离子导电材料，用它制造的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远远高于铅酸电池，未来有可能成为汽车动力电池。这句话让陈立泉愣住了。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他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我一看，这个东西不得了。”

真正让他震动的，并不是电池有多先进，而是它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铅酸电池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技术成熟，却始终摆脱不了重量大、能量密度低的问题。想让汽车真正依靠电池行驶，必须寻找新的体系，而锂拥有当时已知金属中最低的密度和极高的电化学电位，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候选材料。

今天，这几乎已经成为所有材料学教材里的基础知识，但在1976年，它还只是少数实验室里的前沿探索。更重要的是，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真正实现锂电池产业化，索尼第一代商用锂离子电池，要等到1991年才正式问世。

换句话说，当陈立泉决定进入这个领域时，他押注的不是一个正在兴起的产业，而是一项连商业前景都没有被证明的基础技术。很多年后，人们总喜欢把成功归因于眼光，其实，真正困难的时候，所谓眼光，更像是一场没有答案的考试。

一个决定，意味着把十几年积累全部归零

很多人物报道喜欢强调陈立泉后来在一间废弃鸡舍里建实验室，那是真实存在的故事。但如果只停留在这里，人们会误以为，他最大的困难只是科研条件艰苦。事实上，真正艰难的，是那个决定本身。

当时的陈立泉已经不是刚毕业的年轻人。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半导体材料、晶体生长等多个方向研究。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科研人员能够获得出国机会，本身就意味着所在领域已经得到认可。如果继续沿着原来的道路走，他拥有清晰而稳定的发展前景。

而固态离子学，在国内几乎还是一张白纸：既没有成熟团队，也没有实验基础，更没有国家产业需求，甚至连很多同行都不知道，这门学科未来到底有什么价值。

后来陈立泉曾回忆，当时最大的顾虑不是自己能不能做好，而是国家会不会同意。于是，他给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写了一封信，内容很简单，希望放弃已经开展多年的晶体研究，转向固态离子学。很快，国内回信，同意。后来很多人把这封信称作改变中国锂电历史的一封信，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一个原本可以继续沿着成熟方向发展的科学家，主动选择了一条几乎没有人走过的新路。

今天，人们习惯把这种选择称为跨界，放在那个年代，它更像是一次彻底推倒重来。科研最大的成本，其实不是仪器也不是经费，是时间。一个科学家最宝贵的资源，是自己有限的几十年，选择一个方向，也意味着放弃无数其他可能。

陈立泉后来曾说，自己一直相信一句话：“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成服从安排，事实上，他真正践行的是另一层含义：国家未来需要什么，就提前去做什么。因为等所有人都觉得重要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他赌的不是锂电池，而是中国未来的能源路线

1978年，结束访学的陈立泉回到北京，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三年在国内站住脚，再三年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不是一句口号。那个时候，全世界有关固态离子学的研究都刚刚起步。1973年，英国化学家M. Stanley Whittingham首次报道了可充电锂电池体系；1979年，John B. Goodenough发现钴酸锂正极材料；1985年，Akira Yoshino完成现代锂离子电池关键结构设计。

三位科学家后来共同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也就是说，陈立泉进入这一领域的时候，后来改变世界的几项关键技术甚至还没有全部出现，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后来那种巨大的产业差距，大家几乎同时站在起跑线上。

后来回顾这段历史，人们往往会觉得，中国锂电产业能够成功，是因为抓住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实际上，真正决定命运的，是更早的一次布局。

如果没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起材料、电化学、固态离子学等基础研究体系，中国后来很难在锂电池产业化竞争中快速形成完整能力。

产业当然重要，企业同样重要，但所有产业都有一个共同起点：在工厂出现之前，一定先有实验室；在企业出现之前，一定先有人相信，一个今天看起来没有市场的方向，会成为几十年后的国家竞争力。

1978年的陈立泉，没有见过新能源汽车，没有见过智能手机，更不知道未来会有储能电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机器人产业。他研究锂电池的时候，甚至连锂离子电池都还没有真正诞生。他下注的，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能源技术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