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日本将战国时代的古老智谋‘远交近攻’应用于现代外交，通过强化与美欧的‘远交’以制衡其近邻，特别是迅速崛起的中国。从战后依附美国到主动嵌入其反华战略，日本的外交选择究竟是历史惯性使然，还是出于地区阵营对立的非理性焦虑？

高市G7上的孤独与尴尬

远交近攻出自中国古籍《战国策·秦策三》。

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 年—前 221 年），秦昭王欲图霸业，谋士范雎提出此策：即反对越过邻国去攻打远方，主张先攻取就近的韩、魏，同时交好远方的齐、楚，以防其结盟援救。这一策略帮助秦国“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逐步蚕食六国，最终由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

把日本的外交策略说成远交近攻当然只具有比喻的意义。但它的确精准地描述了日本当前外交政策中一个显著且长期存在的模式：即通过强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同盟和合作关系，以制衡和应对其周边邻国的地缘政治挑战，特别是针对邻国中国。

这种战略布局在日本的外交实践中脉络非常清晰，起点可追溯至 1951 年《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署，历经冷战对峙、后冷战调整及印太战略升级三阶段演进。

这里的“近攻”当然不是字面意义的军事进攻，而是指以邻为壑、为敌的一些外交对待。比如在东海划界、历史认知、朝核应对等议题上，对中国、朝鲜（也包括韩国、俄罗斯等日本的近邻国家）等邻国采取主动的规则塑造与立场强化策略，以防范区域主导权旁落，其主要目的当然是针对迅速崛起的中国。

“近攻”，对邻国采取强硬姿态以谋取地缘政治利益，是日本外交最终目的。

在对华关系上：安倍二度上台后，对中国的强硬越来越成为其外交的一种常态。在其历史认知、东盟关系、东海防空识别区单边划设、半导体出口管制清单的定向加码、涉朝制裁执行中的“超规联动”等方面，无不体现“近攻”举措的落地。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发表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包括中国钓鱼岛在内领土领海的强硬讲话，而岸田政府上台后，不仅渲染“中国威胁论”推动“再军事化”，还紧跟美国步伐，在美国扩大对华芯片禁令后立刻表态制定相关措施，在东海等地持续发力，这些行径都印证了其“近攻”策略的推进。

日本 2026 年版《外交蓝皮书》于 4 月 10 日在内阁会议上由外相茂木敏充汇报，该蓝皮书将中日关系定位从沿用十年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日方称此次调整归因于自去年 11 月以来“中方对日本加强了单方面指责和胁迫性举措”，并列举了所谓中国海军舰载机对日本自卫队战斗机“雷达锁定”以及中国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等事由，同时还将“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列为严重关切事项，这一系列调整反映出其在对华政策上的强硬和疏远。

在对韩关系上，日本与韩国历史与现实的摩擦不断，双方在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如独岛/竹岛）上矛盾重重，日本曾对韩国实施高科技制裁，韩国也对日本实施过对等反制。

在对俄关系上，北方四岛领土争端引发的持续紧张，使日本对俄关系始终呈现强硬与忌惮交织的态势，所以日本在俄乌冲突等事件上对俄立场强硬也是其外交政策的必然反应。

在对朝关系上，事实上，日本是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核心盟友，延续至今的对立仍是朝日关系的基本状态。

这里的“远交”，是指日本结盟美欧的外交架构，它是日本外交的“基轴”。

日本试图通过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来换取美国的安全庇护。而这个同盟并非简单的依附，而是以“价值观外交”为纽带，在经贸、技术、气候与安全等多领域拓展对美欧的合作。2023 年《日欧战略伙伴关系指南》的更新，标志着双方在印太事务协调、供应链韧性共建及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上形成实质性协同。

这种同盟关系的起点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成为美军的后勤枢纽，以此为起点，日本开始战后经济复苏与军事松绑的双重进程，美日同盟由此从战后“不对称安保安排”逐步演变为“准对等战略协作”。美日同盟关系的升级不仅体现为驻日美军基地功能升级与联合军演频次倍增，更体现为《美日安保合作指针》三次修订所确立的“全球性协作”定位，现在更是从本土防卫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兴领域。

近年来，日本更是积极推动“安全伙伴多元化”战略，与欧洲国家的安全合作不断升温。具体行动包括：即将与欧盟签署“安全保障及防卫伙伴关系”协议文件以升级双方关系，与北约多国国防部长磋商加强网络防御、军工生产和产业创新等合作以深化伙伴联系，以及与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开展战斗机联合演练，推进与英国、意大利等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机等具体防务项目。

 日本选择“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既有现实层面的考量，也有历史层面的必然逻辑。

从现实考量来看，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战略忧虑”，日本试图通过联合域外大国来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对于美国的反华包围圈，日本并不只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嵌入其中。

日本的这种外交选择也是历史惯性使然，这种“与强者为伍、远交近攻”的策略，在日本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最远应该从中国的唐朝开始，从遣唐使的谦恭到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再到现在的美日同盟，日本向来走的就是一条倚强凌弱的外交路线。正是这条外交路线，让日本的近邻遭受了深重的灾难。

战后口头喊着反省历史的日本，对受害国也未有过真诚的悔过行为，参拜靖国神社早已成了日本政客拉拢选民、展示右翼立场、捞取政治资本的表演舞台。据统计，二战后历任日本首相几乎都有参拜行为，其中佐藤荣作参拜 11 次、中曾根康弘参拜 10 次，小泉纯一郎在任期间每年参拜 1 次共计 6 次，这种行为曾导致中、韩两国强烈反对，首脑互访一度中断。而近十余年，日本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也从未停止，2013 年曾有 168 名议员集体参拜，创下 1989 年统计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后参拜人数虽有波动，但始终维持在 70 至 100 人左右。

近年来，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日本这种非理性的安全焦虑更是把日本外交推向了远交近攻的极端，在北约的亚洲化、印太四国同盟等进程中，日本都是强力推手：它不仅连续三年出席北约峰会，推动北约计划在东京设立联络处，与北约开展联合反海盗演训、空中演习等多领域安全合作，还积极参与印太四国的部长级会议，试图构建针对中国的多边包围圈，极力拉拢域外势力，加剧区域内的对立。

高市上台后，更是推动日本远交美欧，近防中俄，事实上走上了一条再军事化的道路。她上台以来不仅提前实现了防卫开支占 GDP2% 的目标，推动修宪谋求拥核，还全力组建太空部队和网络部队。日本的防卫预算也连年攀升，2025 财年防卫预算达 8.7005 万亿日元，连续 12 年扩大防卫开支，2026 财年防卫预算更是将达到 9 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各项动作都在加速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

 3000 年前的一介布衣范雎提出的强秦策略，促成了秦统一的壮举。但中国历史上远交近攻并非都是成功案例，宋代的联金灭辽就是远交近攻的反面典型。现在的日本运用此策，难道就没有外交风险吗？ 

日本当前的外交负债，即便我这个门外汉也一目了然：

1.过度追随美国、对邻国强硬，使其在亚太地区的信任度下滑，沟通渠道收窄，外交空间越走越窄。

2、其对抗性的战略思维，尤其是主动引入北约等外部势力进入亚太，加剧了地区阵营对立和局势紧张。

3、中日经济深度融合，这种以强邻为敌的策略，难道中国能听之任之吗？日本自身经济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4.近攻之策必然使日本走上“再军事化”的道路，但对这样一个毫无战略纵深的岛国能真正增强其安全感吗？

想想究竟是与邻为善、为友好，还是以邻为壑、为敌对，日本外交真到了应该慎重选择的时候了。